成都從隋代就興起了造紙業(yè)，當時所造有雙流紙，這是一種極普通的大眾化用紙，品質差，工藝簡單，價格低廉，產(chǎn)量大，用途廣。元代費著《箋紙譜》說：“雙流紙出于廣都。”

麻紙成貢紙

古蜀有著名三都，廣都、成都和新都，當時的廣都在現(xiàn)在的中和、中興一帶，是古老都城，也是重要的產(chǎn)紙之地。隋煬帝名叫楊廣，避皇帝名諱，廣都紙不能有“廣”字，就臨時改為雙流。這個地名一直沿用下來，早的廣都卻成了歷史。

唐宋時，成都的造紙業(yè)達到高峰，造紙技術高速發(fā)展，成為全國造紙中心。當時用竹造紙還沒有出現(xiàn)，蘇東坡《東坡志林》說：“今人以竹為紙，亦古所無有也。”用竹造紙是北宋后期的事。成都一直沿襲西漢蔡倫的造紙法，用麻加以破布條破鞋等浸泡漚熟搗爛了造紙，主要特點就是用麻。川西地區(qū)產(chǎn)麻，蜀麻品質優(yōu)良產(chǎn)量高，成都所造麻紙品質上乘，觸之手感細滑。

成都是唐代政府機關用紙的主要供給地，對于各種紙的用途，唐政府有著嚴格的規(guī)定：“凡赦書、德音、立后、建儲、大誅討、免三公、宰相、命將、日制并用白麻紙……凡慰軍旅用黃麻紙。”同時又規(guī)定，政府機關公文用紙一律用蜀麻紙。

官家喜歡用蜀紙，民間也以用蜀紙為快。

楮紙的故事

蜀紙用量大，工人加班加點，熟能生巧，巧能生精，反過來也進一步促進了成都的造紙技術進一步發(fā)展，工藝水平得到進一步提高。為了管理麻紙，唐代專門設立江淮租庸使，將吳地的鹽、蜀地的麻和銅列為主要稅收對象，說明對此相當重視。

除麻紙外，成都還生產(chǎn)一種樹皮紙，以常見的構樹皮為原料，當時稱之為楮紙。楮紙在南北朝時就出現(xiàn)過，只是一直沒有什么大的改進，顯得十分粗糙。蘇東坡《鷓鴣天·陳公密出侍兒素娘·歌紫玉簫曲》說：“劉郎幾度欲魂消。明朝酒醒知何處。”這其中的劉郎酒有個典故。

南朝劉義慶《幽明錄》中記載，漢明帝永平五年(公元62年)，劉晨和阮肇兩人到山里去采樹取谷皮，忽然遇到兩個山野美女向他們發(fā)出邀請，到家里做客。兩人頓時心旌搖蕩，在美女家里住了下來，終日廝混在一起，挪不動步。到晚上兩人各擁美女各睡一處，美女相伴，到山里來做什么都忘了。

轉眼幾個月時間，兩人才依依不舍下山去，美女站柴門前向他們揮手，劉晨還舍不得走，阮肇拉他一把：“快走，出來好久了，老婆娃娃還在屋里等著的呢。”的確是，他們出來很長時間了，下山來才發(fā)覺，眼前的景色一片生疏，熟悉的路徑和房屋早就變了樣，回到家一打聽，各自的子孫已經(jīng)到了第七代。

他們到山里取谷皮做什么，谷皮又是什么東西?谷就是楮樹，俗稱構樹，取皮就是為了造紙。陶宏景《名醫(yī)別錄》說：“楮，即今構樹也，南人呼谷紙為楮紙。”

南北朝的楮紙還處于粗加工階段，做工落后，沒什么特色，無人問津。唐末五代時，楮皮造紙工藝得到很大發(fā)展，到宋代一躍成為不可多得的名紙，在市上廣為行銷。
    造紙中心浣花溪

成都造紙業(yè)主要集中在西郊浣花溪畔，這里氣候宜人，水源充足良好，竹樹成蔭，是造紙的好地方。關鍵是浣花溪的水質宜于造紙，當時的溪水清澈滑膩，透著柔感，漚麻及楮皮等都是上好的水源，造出的紙更是潔白光滑，是其他水質所比不了的。

蘇東坡來成都就要到浣花溪去賞景，數(shù)度考察浣花溪的造紙奧秘。在談及浣花溪水時說，成都浣花水清異常，以漚麻楮作箋紙，清白可愛。數(shù)十里外便不堪造，信水力也。

浣花溪兩岸人家大多數(shù)都是造紙專業(yè)戶，開辦的造紙作坊不下百家，十幾里相連。浣花溪兩岸整日里一派忙碌，送料運紙的車輛來來往往，人聲不斷。造紙人家都是在江邊就在取材打造出大石臼，俗稱兌窩。浣花溪水清流急，工人們利用上好的水資源作傳動動力，做成簡單的機械，把漚熟的造紙原料漂洗白凈，然后放在大石臼里，用水力帶動石碓搗爛，依尺寸長短造出大小不同規(guī)格的紙張。

這里聚集了數(shù)量龐大的抄紙工，他們手握兩根細竹，緊繃起一面細紗，兩手放平，在漿槽里輕而均勻地將紙漿撈起，如撈起隨時會漂走的圣物一樣。在他們靈巧的雙手下，一幅幅紙就展示在人們眼前，顯得那么莊嚴神圣。

浣花溪的造紙盛況成為這個城市的一道獨特風景，鄭谷把它同蜀茶并列起來，“蒙頂茶畦千點綠，浣花箋紙一溪春。”滿眼的蜀紙春景，會同這滔滔不絕的溪水互補為榮。遠道而來的客人在友人的陪同下來浣花溪望景，一睹造紙的風采。

名貴澄心堂紙

唐宋時，成都造紙技術開始向長江中下游、江南一帶擴展。前后蜀時，皇家就派出工匠到各地去傳授造紙技術。

南唐皇宮貴族做詩作畫都喜歡用蜀紙，南唐皇帝李璟更是喜愛蜀紙，一年兩次花費重金成都采購大量的蜀紙運回南京。路途遠時間長，耗時費力仍不能滿足人們的需求，有人趁機做起了黑市買賣，擾亂蜀紙市場。李主又派人來后蜀，出重金請蜀中造紙工匠到南唐去指導造紙，孟昶下令選派一批技術好的造紙工匠到江南去。這些工匠并不是單身，他們有家有口，不想離開故土，就把家眷一起帶去。

有了這批工匠作技術支撐，南唐造紙技術得到迅速發(fā)展，宋代陳師道《后山叢談》說：“南唐求墨工于海，求紙工于蜀。中主好蜀紙，既得蜀工，使行境內。”

蘇東坡也提到揚州的造紙，揚州有一個叫蜀崗的地方，崗人有大明寺井，水從崗上下來匯成一條大溪，有知水性的人說這里的水與蜀水差不多，可以造紙。溪水兩岸開起了造紙坊，所產(chǎn)的紙與蜀紙相差不大。這里的造紙很快興盛起來，手工精湛，幾十年后，所造出的紙與蜀紙幾可亂真。

在蜀工的指導下，南唐傾力造出了世所罕見的澄心堂紙。澄心堂是南唐李主宴飲休息、辦公批閱奏章的殿堂，里面藏書豐富，并收藏文房四寶。到后主李煜時，設立專門的造紙管理機構，把技術好的蜀工集中起來，專門研制出供皇家御用的紙，號澄心堂紙。

促進雕版印刷

造紙業(yè)的發(fā)達促進了成都印刷業(yè)的發(fā)展，五代和宋代時，成都的雕刻印刷十分活躍。909年，前蜀任知玄就自掏腰包請印刷商雕印杜光庭的《道德經(jīng)光圣義》書。該書共十三卷，刻成四百六十余板，913年成書，前后四年，這是五代刻印早的一部書。

杜光庭是道教名士，見他們出了書，佛教弟子也不甘落后，和尚又籌資印制詩僧貫休的《禪月集》。序言說：“……約一千首，乃雕刻成部，時大蜀乾德五年(923年)癸未歲十二月十五日序。”這也是一個大部頭書。

毋昭裔又建議孟昶提倡國學，印制經(jīng)書史學，分發(fā)給各郡縣學習，以增強國家的凝聚力。孟昶采納了他的建議，從935年開始，任命毋昭裔親自主持刻石經(jīng)，把《孝經(jīng)》《易》《詩》《書》《左傳》等十部書，以工整楷書雕刻在石上，加上各部注釋，填以紅色。前后歷時二十年，954年完成，立于益州州學府文翁石室大成殿前。沿街立石如林，人們車馬相駕，來讀抄石經(jīng)的人絡繹不絕。